古老的蓑衣，已经退出了农耕文明；新造的蓑衣，已不用来穿，而作为某些空间的摆设，或为复古，或为格调，只是关于蓑衣，总有些念想在心头。

　　●水心

　　承蒙好友相赠一件陈年蓑衣，蓑草和棕叶间杂缝制，历经多年风雨侵袭，仍厚实坚韧，于今已是难觅。

　　蓑衣的历史久远，可追溯到先秦。《诗经·小雅·无羊》中有:“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描述了放牧的男子，一身蓑笠；《国语·齐语》也有句:“首戴茅蒲，身衣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敏，以从事于田野。”据考，齐民雨天穿袯襫（bó shì），即蓑衣。先民就地取材，北方多以茅草、蒲草，南方则用稻草、蓑草、棕叶。既可遮雨，又可露出四肢干活，甚是方便。

　　可以说，蓑衣初始就谋合先民的实用性需要，它和生计紧密相关，古代农夫、渔夫、樵夫常着。“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是农夫沐雨耕作；“樵客荷蓑归，向来春山雨”，是樵夫披雨而归；“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是渔夫迎雪归家……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蓑衣渐渐成为三者的身份符号。因此，蓑衣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和锄犁一样。而当蓑衣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视野之后，便卸下了实用的功能。农夫、渔夫、樵夫，已然不是身份的标识，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和审美情趣，并且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读读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春江之上，一个渔父着蓑衣，沐雨打鱼，悠哉自得。这个渔父，在张志和的眼中，已然不是世俗的渔父；一个“不须归”，既是否定又是肯定，不着痕迹地将“打渔”这个形而下的行为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评判。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的渔父，烟波之中只一点身影。虽然渺小，但在大片的留白中，却捕获了“归”的美学意义。苏轼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很好地诠释了“归”的情感意义。对渔父而言，江河湖海即是归处；对其他世人来说，蓑衣便是通往归处的一袭袈裟。

　　那么，何处才是归处？儒释道三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道家是逍遥，佛家是彼岸，而儒家是“学而优则仕”。士人的人生轨迹便是从圣贤书走向朝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切，皆以冠冕——一顶乌纱帽为标志。然而学优不一定能仕，或者学优未必好仕，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是常有的事，杜甫、王勃、辛弃疾、柳永等一大批才子就是典型。既然乌纱帽没能戴上或不好戴，那就换一种服饰，披上蓑衣如何？“无名无位堪休去，犹拟朝衣换钓蓑”，唐朝韩偓被贬后愤懑之下想归隐江湖；“三尺蓑衣，遮断红尘千丈”，元代刘因表达隐迹田园的决绝心迹，只需一件蓑衣即可成事。蓑衣，对士人而言，是另一顶冠冕，担得起身份的转换、心态的调整。不管是真隐还是假隐，不管是牢骚还是明志，都给了自己一个慰藉，不拘于那一顶乌纱帽赋予的认同。

　　然，何时才能归呢？古人称人世间为逆旅，来世上走一遭，即为“寓”。陶潜《归去来兮辞》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寓是一场漂泊，几个转场，是通往归的过程。有人没有转向桃源，而是披一身蓑衣，走向一场突围。且看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山万径，言时局庞杂；鸟飞绝、人踪灭、寒江雪，是陷入绝境；孤舟独钓，表明孑身独存。这是个寂静辽阔的山林，与渺小的个体产生强烈的冲击，足以让个体无处可寓，像被黑洞直接吞没。如何避免被吞没？唯有这一蓑！这一蓑，抵挡了皑皑江雪的覆盖；这一蓑，摒弃了锦衣华服的光鲜，在宦海浮沉中不失本色。从这点上来看，柳宗元可谓是一个孤勇者，虽寓永州，但没有在永州沉沦，实现了人生的突围。

　　突围，何尝不是归的另一种发轫呢？苏轼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要“吟啸徐行”，要“竹杖芒鞋”，更要“一蓑”。吟啸，是古人噘起嘴唇歌咏，类似今日的口哨吹调；徐行，是闲散的步行，不趋不依不附；竹杖、芒鞋简直是江湖散人的不拘装束，这是为官场庄严之地所不容的。而最后以“一蓑”任随一生，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诠释自己的坎坷仕途，也算是一个终结“寓”而向“归”的盖棺定论。

　　我身居乡下，环顾皆山野田园。工作之余，常行走阡陌，只是未见樵夫、渔父。虽有农夫，但不着蓑衣。古老的蓑衣，已经退出了农耕文明；新造的蓑衣，已不用来穿，而作为某些空间的摆设，或为复古，或为格调，只是关于蓑衣，总有些念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