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鸿

　　1976年秋，我读高中，班主任由数学老师方福安担任。他瘦高个子，学识渊博，总是面带微笑，很少当众批评我们，总给年少轻狂的我们留足“面子”，让大家感动之余“亲其师信其道”，很多同学的进步都很大。

　　某天早读，方老师站在教室外的走廊，我的同桌迟到了，正气喘吁吁地从远处跑向教室。方老师见状，装作没看见，朝走廊另一头离去，避免了与我同桌撞个正着的尴尬。事后，同桌感激地告诉我:“我真的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敢迟到了，不然就对不起方老师！”的确，以后他再也没有迟到，各门功课都不错，尤其是数学。

　　有次劳动课，我和几个同学躲躲闪闪，拈轻怕重，严重拖了整个班级的后腿。事后，方老师在班会课上表扬了劳动积极肯干的同学，并在黑板上写下高尔基的名句与大家共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对我们几个偷懒的学生却只字未提，这不免让我们窃喜，以为仁慈的方老师不过如此了。没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几个都被约去他家“做客”，在他家里，他一反平常对我们和蔼可亲的态度，绷着脸一一列举了我们在劳动中的不良表现，把我们一个个批得抬不起头来。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原来方老师是“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室”啊，原则性的问题，他何曾含糊！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在上课时老是弄出动静，影响大家听课，方老师用目光示意但效果甚微，便拿着教鞭走到他身边高高举起，说:“正要狠狠抽下去，但念在你年轻帅气的份上，这一鞭姑且寄下，以观后效！”说得全班同学都笑了，那个同学也意识到自己做得过分，便安静下来了。

　　1979年，在那个大学录取率仅有个位数的年代，我们这个不到30人的班级，考上大专院校的竟达7人。我觉得，这与方老师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那年，我有幸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近40年老师。其间，我不遗余力地践行方老师的教育理念，做到对学生的批评用心用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班上有个同学在校外偷书，被告到学校。事后，年级主张“通报批评”，我作为班主任则极力反对，并以列宁的名言“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请求年级放权让我处理。年级同意后，我便在班会课上说事不说人地教育学生到书店买书要记得及时付款，维护了那个孩子的自尊。

　　有人说，批评像根刺，稍不小心就会把人刺伤，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我可以自豪地说，得益于方老师当年的教诲，我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并没有因批评而刺伤了自己的学生。如今我退休了，我要寄语还在教书育人岗位上的同仁:在批评犯错孩子的时候，请多在意他们内心的感受，多讲究点批评的艺术，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