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隆
我是1951年1月参军的。那天,天刚放亮,我就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狂奔十多公里到宁化县城报名参军。当时部队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让我填,我说:“我不识字。”这时,正好指导员过来了,他看了看,对我说:“那我帮你填吧,我问你答。”填好了表格,指导员还亲切地对我说:“当兵了,得抓紧学文化哦。”
那时,不光是战士,即便干部也大多不识字,一个连队没有几个人真正读过书。因此,每个连队都配有文化教员。我记得,我们连队的文化教员是个入伍不到两年、只读过小学的战士。我们跟着他从“大小”“多少”“你我他”“左中右”“甲乙丙丁”“东南西北”这些简单的字词学起。教员在黑板上写一个字,我们就用方形石笔(滑石粉做的,像铅笔一样可以削)写在小石板上,等教员检查后擦掉再写。1952年初,部队的文化教员们参加集训后,回到各自所在的部队开始推行全军统一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此法以26个拼音字母作为识字工具,能让学习者加强记忆,在短期内认识较多的字。大家非常高兴,学习十分认真,教员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营区里处处都是学习拼音的拼读声。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被多次辗转贩卖的苦孩子,基础差,底子薄,学文化要比别人难得多,但我不气馁、不退缩,坚持以谦补拙、以勤补拙。有些难写的字,我把它们写在硬纸板上,剪成小卡片,装在口袋里,有空就摸出来看一看。有些字,我还根据偏旁部首编出顺口溜来记。比如:“蒜”字,二小二小,头上长草;“雪”字,雨落横山上;“郭”字,老高的头,老李的脚,老陈的耳朵反安着……那个时候,连队还不时组织识字跑比赛。在赛道途中,放置若干字板或拼音卡片,选手跑到中途,识完卡片上的字或将字拼写出来后,方能进行下一赛程。这样,既强了身,又识了字,真是一举两得。施工、训练的间隙,是我学习的时间;地头和墙壁,是我学习写字的“纸”;石块和树枝,是我写字的“笔”。走路、睡觉时,我满脑子都是拼音和汉字。现在想想,那时学习的确很苦,但认识了很多字,我感到非常快乐。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刻苦学习,我能识得一千余个字,但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汉字有4万多个,就是用学会的字组词造句,也非易事。在识字的路上,必须克服懒惰和浮躁,持之以恒。我除了继续读部队发的《拼音识字课本》外,还购买了《四角号码新词典》(如图)。六十多年来,这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挚友。我每次读书、读报遇见生僻字词时,便向《四角号码新词典》请教。时至今日,这本《四角号码新词典》仍被我保管得很好,它经时间的浸润,略显沧桑,却极少破损。
日积月累的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化程度,至于达到何种程度,相当于小学、初中或是高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在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以及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会议讲话、作报告,全是自己动笔写讲稿。这些,都得益于部队的扫盲识字运动,得益于那个时代激发出来的求知欲。
“学海无涯苦作舟。”如今,我虽九十有二,但还一直坚持读《厦门日报》《福建日报》《参考消息》《福建老年报》,因为,学习能让我清醒,学习能让我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