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隆

　　我是1951年1月参军的。那天，天刚放亮，我就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狂奔十多公里到宁化县城报名参军。当时部队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让我填，我说:“我不识字。”这时，正好指导员过来了，他看了看，对我说:“那我帮你填吧，我问你答。”填好了表格，指导员还亲切地对我说:“当兵了，得抓紧学文化哦。”

　　那时，不光是战士，即便干部也大多不识字，一个连队没有几个人真正读过书。因此，每个连队都配有文化教员。我记得，我们连队的文化教员是个入伍不到两年、只读过小学的战士。我们跟着他从“大小”“多少”“你我他”“左中右”“甲乙丙丁”“东南西北”这些简单的字词学起。教员在黑板上写一个字，我们就用方形石笔（滑石粉做的，像铅笔一样可以削）写在小石板上，等教员检查后擦掉再写。1952年初，部队的文化教员们参加集训后，回到各自所在的部队开始推行全军统一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此法以26个拼音字母作为识字工具，能让学习者加强记忆，在短期内认识较多的字。大家非常高兴，学习十分认真，教员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营区里处处都是学习拼音的拼读声。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被多次辗转贩卖的苦孩子，基础差，底子薄，学文化要比别人难得多，但我不气馁、不退缩，坚持以谦补拙、以勤补拙。有些难写的字，我把它们写在硬纸板上，剪成小卡片，装在口袋里，有空就摸出来看一看。有些字，我还根据偏旁部首编出顺口溜来记。比如:“蒜”字，二小二小，头上长草；“雪”字，雨落横山上；“郭”字，老高的头，老李的脚，老陈的耳朵反安着……那个时候，连队还不时组织识字跑比赛。在赛道途中，放置若干字板或拼音卡片，选手跑到中途，识完卡片上的字或将字拼写出来后，方能进行下一赛程。这样，既强了身，又识了字，真是一举两得。施工、训练的间隙，是我学习的时间；地头和墙壁，是我学习写字的“纸”；石块和树枝，是我写字的“笔”。走路、睡觉时，我满脑子都是拼音和汉字。现在想想，那时学习的确很苦，但认识了很多字，我感到非常快乐。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刻苦学习，我能识得一千余个字，但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汉字有4万多个，就是用学会的字组词造句，也非易事。在识字的路上，必须克服懒惰和浮躁，持之以恒。我除了继续读部队发的《拼音识字课本》外，还购买了《四角号码新词典》（如图）。六十多年来，这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挚友。我每次读书、读报遇见生僻字词时，便向《四角号码新词典》请教。时至今日，这本《四角号码新词典》仍被我保管得很好，它经时间的浸润，略显沧桑，却极少破损。

　　日积月累的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化程度，至于达到何种程度，相当于小学、初中或是高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在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以及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会议讲话、作报告，全是自己动笔写讲稿。这些，都得益于部队的扫盲识字运动，得益于那个时代激发出来的求知欲。

　　“学海无涯苦作舟。”如今，我虽九十有二，但还一直坚持读《厦门日报》《福建日报》《参考消息》《福建老年报》，因为，学习能让我清醒，学习能让我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