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来了！”昨天下午，“领读厦门”名家分享之《寻找香格里拉》阿来新书分享会在厦举行。当著名作家阿来出现在外图厦门书城三楼的艺文空间时，全场读者响起热烈的掌声。放弃休息时间，为心仪的作家而来，这些读者可谓阿来的铁杆粉丝，阿来很珍惜读者的厚爱，对读者的每一个问题都作细致的回答。谈写作自信、谈阅读提升、谈藏地的历史和今天、谈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谈离乡与返乡……阿来谈得真诚、坦率、深情，读者听得如醉如痴。

　　对纸质书报，阿来情有独钟。在分享会前，阿来欣然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

　　据悉，2023“品读厦门”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由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厦门外图集团承办。其中，“领读厦门”名家分享活动结合鹭岛城市文化特色，邀请各领域知名作家学者开展读书沙龙，发挥引领阅读、推广阅读的作用。

　　“知天命”不是躺平

　　知道上天给了我们某种才能，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才是对上天的回报

　　坚持原则，因为知道“天花板”在哪

　　记者:《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后，经历了三四年的流浪，但您坚定地说“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要出版的话，只能改我的错别字，其他的免谈”。当时您对这个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自信？

　　阿来:任何一个写作者，首先是个读者。我写作，是因为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激起想要表达的欲望。今天网络时代有个词叫“天花板”，我已经知道写作的“天花板”在哪。所以我写作时，并没有完全陶醉于自己完成的那个文本，因为读过的 “天花板”作品有个标高。我在《尘埃落定》创作谈里说过一句话，“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写作时是置身其中，写完后是超然物外。我会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的序列里头观察，至少它是个及格的作品。

　　《尘埃落定》把我当时所有的理解都表达出来了，一是我对地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理解，二是我对世界文学审美原则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到一定高度了，如果再改，可能在普遍性上能达到要求，但在独特性上就缺失了。如今，我跟别人达成和平协议——如果你接受我的文字，你就出版；如果你觉得这个作品跟你的价值观、审美观有冲突，那就不要出版。

　　得奖跟挣钱不是文学本身

　　记者:凭借《尘埃落定》，您以最年轻得奖者的身份获得茅盾文学奖。很多作家得过大奖后，可能会很难过荣誉关，但您后来又不断推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您是如何过这个关的？

　　阿来:今天评价一个作家成功与否，一般有两个标准——得奖跟挣钱，但这两个东西都脱离文学本身。我要自我迷恋一下也是可以的。因为得奖比较多，其次版税还算比较高。但我时刻警惕自己:这不是文本本身。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出的穷少年，我写了诗、小说、戏剧、散文，文学给我的奖赏比我那些胼手胝足的父辈、同辈，不知多了多少倍。如果我在奖赏当中迷失了，对不起老天爷。老天给你奖赏时，我猜一定是想激励你在这个地方做得更好，这个更好肯定不是再去得奖、挣钱，而是在文学的表达上做得更好一些。孔子讲“知天命”，我觉得“知天命”不是躺平，而是说知道上天给了我们某种才能，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才是对上天的回报。

　　故乡是一个“偶然”

　　要把“故乡”的意识放大，要有书写整个地球村的表达能力

　　阅读提升自己，才能发现故乡的“财富”

　　记者:在30岁之前，穷山村是您很想摆脱的地方，但到了30岁以后，您读了大量的书，反而很留恋乡村，而且想把乡村的生活展现给这个世界。您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完成的？阅读对您发现“富矿”起到什么作用？

　　阿来:我觉得故乡是不能摆脱的。故乡本来就不是我们可以选的，它是一个“偶然”。

　　既然不能逃离，那么不如反观。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要有书写整个地球村的表达能力。古人说“以小见大”，我的理解是要把“故乡”的意识放大，至少是跟人类地球家园有关的。

　　我早年非常想逃离这个地方，当自己在外面生活到30岁，才发现全世界都一样，唯一和12岁时不一样的是，我被知识之光照耀过了。

　　只有阅读才能提升自己。知识已经成了一个蓄电池，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探照灯。

　　原先我们嫌这个地方太小了，太偏僻了，我们要到大地方去，后来才发现这里就有光明，就有“财富”。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

　　因热爱读书而彼此信任

　　记者:您参加过很多网络大咖的线上访谈，影响广效果佳，让我感动的是，您仍然愿意来到福建，来到厦门与每一个真实的读者见面，和以往在线上与粉丝互动不同，这种真实的见面，您有怎样的感受？

　　阿来:今天，我们中国人口很多，大部分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热爱读书的人，但在具体的生活环境里，这些人是比较分散的，是被别的人群所淹没的。我觉得每一次与书有关的活动，刚好就把平时在茫茫人海中像孤岛一样生存的人们聚集起来，让大家突然感到读书的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们可以连接起来成为一块无形的“大陆”，构建一个足以信赖的世界，他们彼此寻找信任，寻找对世界的依赖，因为大家在这个超功利的精神家园里感到安全和愉悦。

　　昨日下午，作家阿来在厦门外图分享新书，接受本报记者宋智明独家专访。

　　舒婷是经得起考验的

　　作为作家，如果不认识自己写的东西，恐怕就是不称职的

　　对自然来说，人和汽车一样

　　记者:很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是已存在的，只不过是阿来发现了它。但我发现，您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其中一个就是您对故乡的草木虫鱼有着强烈的兴趣，所以您有能力把村庄和人写得血肉丰满。我不知道您对植物的喜爱，是不是跟写作有关系？

　　阿来:今天有一个词叫“生命共同体”，它的另外一个表达叫“地球生物圈”，我们人除了活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还活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今天我们大量的文学，都是在书写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能给你解决喝什么水的问题、水从哪里来的问题吗？

　　我们呼吸的空气，是自然界提供的。事实上，我们跟一辆汽车别无二致，呼出废气——二氧化碳，并不生产新鲜空气。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被周边绿色的草、树叶吸收了，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同时呼出我们最需要的氧气。如果没有绿色植物，生态就没有办法平衡，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

　　想借小说探讨

　　生物和文化多样性

　　记者:您的新书《寻找香格里拉》涉及生态文学，语言呈现出影视剧本风格，在小说里别具一格。您在书里写了很多动植物，这些丰富的细节给了这本书以生命。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人，还看到人之外的其他生物，您为何想要关照这些生物？

　　阿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来到中国，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生活27年，采集植物种子和标本，进行考察和探险，并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他的考察之旅以及丽江一带纳西族的风土人情。我花了十几年追寻洛克的旅程，以他为原型写这本书，因为我想探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有意思的话题，同时对洛克这个人物复杂的心态进行理性而清醒的批判式呈现。

　　到中国之前，洛克是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他对植物非常有研究，同时，他来这边带着美国交派的任务，要寻找一种叫大风子树的植物，这种植物的种子可以提取一些成分治疗某种疾病。洛克发现的每种东西，作为作家的我如果不认识，恐怕我写他就是不称职的。

　　我觉得生活在地球上，人不仅是社会动物，同样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这就是生命共同体，因此，在我看来，身边的一花一木、一鸟一虫，我们都有必要主动去认识，更何况它们那么美，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有必要对一株盛开的木棉表示敬意。

　　为把植物写准确

　　自修地质学和气象学

　　阿来:我们读外国小说，你会发现，他们笔下的草、树、食物、动物都有名字。但是你读很多中国小说，这些花鸟虫鱼是没有名字的。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孔子就讲过“必也正名乎”的重要。知道它们的名字才会产生“了解之同情”。

　　这方面，厦门也有好榜样，就是诗人舒婷，我大概10年前上鼓浪屿去她家做客，之前我读过她一些散文，写当地的花草树木。我一进她家院子，先把她这个小院转了一圈。她说，你在干什么？我说要看你写的是真的还是假。当然，舒婷是经得起考验的。

　　还有一些作家，会想当然把一些植物写进作品，用以表达自己想传递的信息，但是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是想当然，因为他对这种植物不了解，就会用错，甚至闹笑话。2006年，我去采访青藏铁路通车，发现那里的植物我只认识四分之一，并且我发现光认识植物对写作是不够的，植物跟气象学和地质学有关联，所以，我不仅系统学习植物学，还自修地质学和气象学，这才能保证作品中出现的动植物的真实性。

　　阿来部分作品。

　　【人物名片】

　　阿来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和社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西高地行记》，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等。

　　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原用书名《空山》）获得“第七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云中记》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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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本报记者

　　宋智明 许舒昕 邬秀君

　　本版图/本报记者 黄少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