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明讲史》
作者:台静农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2年3月
姜宏
今年春节假期,回江西太太老家过年,离厦时随手拿了一本新近购得的《亡明讲史》作为身边书。在飞驰的动车上展卷开读,刚读了几页,我就有些后悔了,不该大过年的看这太过悲凉的书,弄不好搞坏了心情。然而既“带”之,则“读”之,我还是努力将书看完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明朝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朝代。在我的粗浅印象中,明朝骨子里就透露着一股阴森甚至是恐怖气息,什么胡惟庸、严嵩、魏忠贤,锦衣卫、东西厂等,都没给后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接触到更多与明朝相关的史料,才让我对这个神奇朝代逐渐有了一些想探寻的欲望。
在有关明朝的著述中,台静农先生抗战时期所著《亡明讲史》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正如书名所示,《亡明讲史》以明朝覆灭之际的时空环境为背景,从明思宗崇祯皇帝向大臣们筹饷未果说起,止于南明降清,豫王多铎之宴,前半部写的是北京,后半部则写的是南京。其大致的叙述脉落,包括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所部被逐出北京;宏光(弘光)皇帝在南京即位,但朝纲不振,内部矛盾重重,以致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等内容。《亡明讲史》的基调是悲凉的,透露着无力回天的悲壮和无奈,俨然是一部乱世忧患之书。
《亡明讲史》的写作,与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换言之,台静农先生是在“对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1940年前后),用一部描写明朝灭亡的小说借古喻今,作为讽刺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末世寓言。正如王德威先生所指出:“以讲史形式,暗示历史的永劫回归:大敌当前,国民党退居西南,纷纷扰扰,何曾全力投入抗战?明亡殷鉴不远,民国的命运又是如何?”
有意思的是,《亡明讲史》成稿于抗战时期,但其正式出版却是在近80年后的2019年,此时台静农先生已经去世了近20年。说起这其中的原由,或许与《亡明讲史》的第一位读者陈独秀先生的评价有关。台静农与陈独秀乃安徽同乡,抗战时期又恰巧同在四川江津避难,这不仅让他们成了“忘年交”,而且也有了大量的书信(超过300封)往来。据记载,陈独秀在看过《亡明讲史》后,曾专门致书台静农,谈了他的一些建议,即“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可见,陈独秀并不待见这种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创作形式,认为“实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
陈独秀的评价大大影响了作者的出版意愿。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台静农受邀赴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教,接下来便是漫长的戒严时期,这本隐喻性极强的《亡明讲史》只能束之高阁,直到1990年台静农在台大医院病逝,也未能公开出版。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2015年出版的《台静农全集》(海燕出版社)并未收录《亡明讲史》了。
在《亡明讲史》中,更值得玩味的是台静农先生对于“书生误国”所隐含的难以言说的痛。作者笔下的“诗人”“书生”刘泽清、钱谦益、魏藻德等,都成了言行不一、见利忘义之辈。在抗战期间,台静农先生曾经以钱谦益比拟周作人,感慨文坛才子甘作汉奸的不在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台静农先生“对于时局的悲观主要还是来自见证到知识阶层风骨节操的荡然无存”(廖肇亨、郑雅尹语)。
读史明智,更需以史为鉴。对于晚明的这段悲惨史,前有台静农先生的《亡明讲史》,后有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可见其对后世充满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