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明讲史》

　　作者:台静农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2年3月

　　姜宏

　　今年春节假期，回江西太太老家过年，离厦时随手拿了一本新近购得的《亡明讲史》作为身边书。在飞驰的动车上展卷开读，刚读了几页，我就有些后悔了，不该大过年的看这太过悲凉的书，弄不好搞坏了心情。然而既“带”之，则“读”之，我还是努力将书看完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明朝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朝代。在我的粗浅印象中，明朝骨子里就透露着一股阴森甚至是恐怖气息，什么胡惟庸、严嵩、魏忠贤，锦衣卫、东西厂等，都没给后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接触到更多与明朝相关的史料，才让我对这个神奇朝代逐渐有了一些想探寻的欲望。

　　在有关明朝的著述中，台静农先生抗战时期所著《亡明讲史》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正如书名所示，《亡明讲史》以明朝覆灭之际的时空环境为背景，从明思宗崇祯皇帝向大臣们筹饷未果说起，止于南明降清，豫王多铎之宴，前半部写的是北京，后半部则写的是南京。其大致的叙述脉落，包括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所部被逐出北京；宏光（弘光）皇帝在南京即位，但朝纲不振，内部矛盾重重，以致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等内容。《亡明讲史》的基调是悲凉的，透露着无力回天的悲壮和无奈，俨然是一部乱世忧患之书。

　　《亡明讲史》的写作，与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换言之，台静农先生是在“对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1940年前后），用一部描写明朝灭亡的小说借古喻今，作为讽刺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末世寓言。正如王德威先生所指出:“以讲史形式，暗示历史的永劫回归:大敌当前，国民党退居西南，纷纷扰扰，何曾全力投入抗战？明亡殷鉴不远，民国的命运又是如何？”

　　有意思的是，《亡明讲史》成稿于抗战时期，但其正式出版却是在近80年后的2019年，此时台静农先生已经去世了近20年。说起这其中的原由，或许与《亡明讲史》的第一位读者陈独秀先生的评价有关。台静农与陈独秀乃安徽同乡，抗战时期又恰巧同在四川江津避难，这不仅让他们成了“忘年交”，而且也有了大量的书信（超过300封）往来。据记载，陈独秀在看过《亡明讲史》后，曾专门致书台静农，谈了他的一些建议，即“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可见，陈独秀并不待见这种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创作形式，认为“实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

　　陈独秀的评价大大影响了作者的出版意愿。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台静农受邀赴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教，接下来便是漫长的戒严时期，这本隐喻性极强的《亡明讲史》只能束之高阁，直到1990年台静农在台大医院病逝，也未能公开出版。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2015年出版的《台静农全集》（海燕出版社）并未收录《亡明讲史》了。

　　在《亡明讲史》中，更值得玩味的是台静农先生对于“书生误国”所隐含的难以言说的痛。作者笔下的“诗人”“书生”刘泽清、钱谦益、魏藻德等，都成了言行不一、见利忘义之辈。在抗战期间，台静农先生曾经以钱谦益比拟周作人，感慨文坛才子甘作汉奸的不在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台静农先生“对于时局的悲观主要还是来自见证到知识阶层风骨节操的荡然无存”（廖肇亨、郑雅尹语）。

　　读史明智，更需以史为鉴。对于晚明的这段悲惨史，前有台静农先生的《亡明讲史》，后有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可见其对后世充满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