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元路的老剧场讲古场。
■旧时厦门港福海宫前的讲古场。图片选自《口述历史:厦门港记忆》
■“鼓浪屿市场”字迹犹存，市场外的讲古场却早已不见。
■报纸上的讲古栏目“讲古摊”。
“谈天说皇帝，讲古讲嘉礼……”惊堂木一拍，台下瞬间安静下来，此即“讲古”开场。说书，闽南方言称其为“讲古”。而“嘉礼”一词即闽南人对提线木偶的称呼。
文/图 林恒立
独具特色的厦门话讲古
据林雪绥先生《当年厦门“讲古”场》一文所述，厦门的“讲古”萌生于清光绪年间，兴于清末民初，多以“劝善”为主。
传说宣统二年（1910年），厦门一贾姓道台于酷暑之夜微服出游，看见二三十人围坐于露天小台，聆听台上一人讲“善文”，内容为《今古奇观》《拍案惊奇》中的故事。道台虽不懂厦门话，但由幕僚解释倒也听得津津有味。道台了解到讲古者是不收钱的，便督令育婴堂对劝善的讲古人予以经济上的支持。于是，厦门的讲古逐渐兴盛。
厦门的讲古独具特色，既不同于北方的评书，也与江南等地的评弹有所不同。讲古的语言为厦门话，内中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谚语、俗语，通俗易懂、生动趣味，极富地方气息。
被称为“讲古仙”的说书人，手里拿把折扇，无需借助其他道具。无论金戈铁马，又或大事小情，在讲古仙丰富的语汇及妙趣的表情、动作演绎之下，听者总有身临其境之感。可别忘了，此时台上坐着的仅此一人！
遍地开花的讲古场
据洪卜仁先生《厦门“讲古”艺坛述略》一文所载:上世纪二十年代，厦门的“讲古”盛极一时。1928年，岛上的讲古场达五十多处，每场有两位讲古仙，轮流替换，自上午十一时开讲直至晚间七时收场，往往座无虚席，听众的兴趣甚至超过看戏。
以前的讲古场多在露天处，凳子上垫着当店门用的长条木板，一条条简易长条凳就这样做成了，上面挤挤挨挨坐满了听众。抗战前，厦门的讲古场分布在海后路、磁街、洪本部、大王（厦禾路）、美仁宫，以及厦门港的鱼行口、福海宫等处，可谓遍地开花。
一江之隔的鼓浪屿，讲古也同样时兴。1934年竣工的“鼓浪屿市场”，二楼有“延平戏院”，市场东门外的讲古场，每日下午及晚上均有说书艺人讲故事。据陈全忠《龙头市场的变迁》一文所载，当时的说书内容主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每场座无虚席。
每次听完交铜板六个
民国初年，讲古已成为一些民间艺人的职业，并向听众收费。林雪绥先生的文章说，当时的习惯，每次听完之后交铜板六个。
说到收费，笔者的父亲讲了一个上辈人传下来的趣味掌故:某说书先生极善讲古，收入却很微薄，因为听众总在即将结束、徒弟下场收钱时开溜。有一回，当他讲到某侠甲追赶几个大汉时，又瞥见底下人开始起身，情急生智，在台上大吼一声:“有种的，一个都别走！”一语双关，惊得台下听者一个都不敢离开。
民间说书艺人，初时较有名的是私塾先生黄贻模，还有励志学校校长陈桂琛的父亲。抗战初期的讲古艺人苏全仙，口若悬河、惟妙惟肖，常令听众喝彩不止。
那时厦门说书有个特点，即把长篇故事分几次全部讲完，听众今晚听了，明晚必定再来接续那“下回分解”。吴旺和陈金福两位先生，讲一部《封神演义》或《七侠五义》，从开讲到结束要连续一个多月。但无论讲古仙们如何“拖拉”，听众总是接踵而来。（林雪绥《当年厦门“讲古”场》）
另外，有些讲古仙为吸引听众，会故意讲一些低俗的内容。对此，市政府曾采取相应措施。1937年5月3日的《江声报》有一则信息:“市府取缔说书人，严禁淫书或迷信古书宣讲。经制定表式，令各说书人遵填，以凭审查……”
厦门沦陷后，讲古场几乎全都停顿，抗战胜利后才陆续恢复。
讲时事的讲古仙
著名讲古仙林金生，他的讲古方法尤为特别。讲古前，他先讲报纸报道的本地新闻和国内外主要电讯，更受听众欢迎。每逢国际发生重大事件，他的讲古场就挤得水泄不通，虽是少长咸集，却是肃静无哗。（洪卜仁《厦门“讲古”艺坛述略》）
然而在动荡的旧社会，讲本地新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甚至还充满危险。
鼓浪屿市场的讲古仙郭兆学也以善讲时事著称。他所使用的材料，均来自《江声报》和《厦门大报》报道的本地新闻，例如《陈吴纠纷再起》《如此厦门、柴米安得不贵、沙坡尾公然漏海、鼓浪屿有人抽头》等，因为贴近市民生活，很受欢迎，却不免得罪了某些恶势力，讲古场因此不得安宁。
1947年7月15日的《厦门大报》报道说:“时近夜十时许，忽有无赖吴在□（该字无法识别——作者）率数猛到场，驱逐听众、不准听讲，并威胁郭兆学，以后不准讲江声及大报材资，否则必使其不利……讲古场昨晚竟告停讲。查吴系民船工友，且系鼓浪屿‘虎爷会’头目。该会虽经市府明令解散，然仍蔑视政令、横行鼓岛，若非与抽柴船看头钱有关，何为有此不法举动。”
讲时事虽然更受欢迎，但风险也更大，难怪大多数讲古仙们都安于“讲古”。
选自1947年11月16日《厦门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