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宇

　　1938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据厦门岛，百姓纷纷逃到鼓浪屿避难。鼓浪屿原有居民3万余人，十余天内激增至十余万人，情势十分严峻。

　　人有新陈代谢，有进食，有排泄，这是无可规避的自然规律。厦门开埠之前，鼓浪屿为人烟稀少的渔耕小岛，进食与排泄不会成为问题。但在人口密集度提高之后，在尚未普及住宅卫生间的年代，排泄物成为影响环境卫生的一大问题。

　　鼓浪屿早期处理排泄物的方法是设置专人收集居民区的排泄物，送到偏僻处的粪坑中，再由粪船运到周围农村作为肥料销售，但乱倒粪便的陋习一时仍难以禁绝。鼓浪屿沦为“公共地界”之后，工部局设置卫生股，聘请医官专门负责管理公共卫生，同时加大巡查、处罚力度，公共卫生状况逐渐得到改善。

　　大批难民涌入鼓浪屿之后，鼓浪屿的公共卫生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海上航道被封锁，平时运送粪肥和垃圾的内陆船只无法进入鼓浪屿，卫生股在屿内选择偏僻地段，作为临时垃圾掩埋场所，并紧急到汕头、香港等地采购木桶、扫帚、轻便小车等清洁工具，保证粪便、垃圾及时清扫、及时转运、及时掩埋。

　　上述措施是需要人来实施的。具体实施的人，就是社会上被视为最底层的清洁工、挑粪工。日前，在鼓浪屿工部局的档案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份1940年12月《工部局人员辛俸之增加》的表格，表格记录了除工部局长官即工部局董事会秘书长兼警务总监之外的工作人员的月薪。当时工部局的工作人员分官员即各处室的负责人、职员即各处室的办公人员、印度巡捕、台湾巡捕、华人巡捕、建筑及清道工人、挑粪工人和登记员等8种职务，各种职务月薪如下:

　　印度巡捕320元，高居首位；居第二位的竟然是挑粪工人，高达250元；长官居第三位，为243元；建筑及清道工人210元，居第四位；职员和华人巡捕200元，居第五位；台湾巡捕和登记员150元，居第六位。

　　印度巡捕为外国引进，素以忠于职守、不徇私情著称，享受高薪似乎为情理中事。挑粪工人月薪比官员高出7元，建筑及清道工人月薪高于坐办公室的职员、登记员以及华人巡捕、台湾巡捕，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这份表格还显示，早在抗战之前，即1937年的工部局的职务设置为官员、职员、印度巡捕、华人巡捕、建筑及清道工人，建筑及清道工人和官员等职务一样，月薪均为100元。这又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鼓浪屿素以清洁著称，在人口急剧膨胀、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传染病和群体性流行病，在当时堪称奇迹。人们通常把创造这个奇迹的功劳归于当时鼓浪屿的“管理者”，但从这个工资表格来看，他们似乎认为挑粪工人、建筑和清道工人在创造鼓浪屿奇迹的过程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得到与他们的贡献相符的报酬。

　　鼓浪屿当时被视为富人的安全港，为世界上别墅密度最高的岛屿，有财富之岛的美誉。家财万贯的富翁和寄人篱下的穷汉如何相处于同一片蓝天之下，这份工资表格提供了某种答案。